何为“红学”?
北京植物园曹雪芹的塑像
红学指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问。近代红学往往是一种史学研究。
清代后期,《红楼梦》在北京的文士间已极为流行。“红学”一词在嘉庆、道光年间出现,在当时是个开玩笑的说法。而研究《红楼梦》成为严肃专门的学问,始自胡适在1921年所写考证《红楼梦》的文章。胡适的研究初步证实了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为曹雪芹,提出了“自传说”。从此,《红楼梦》的研究工作与清代考据学,与民初的整理国故汇合起来。
由于传世版本多,欣赏角度与动机的不同,学者们对于红楼梦的作者与内容,有许多不同的看法,其中大致可分为文学批评派、索隐派、考证派等数派。
晚清时,不少人视《红楼梦》为清初政治小说,旨在宣扬民族主义,吊明之亡,批评满清。1915年蔡元培撰写《石头记索隐》,总结其说,推论小说中人所影射的历史人物。故此视《红楼梦》为政治小说的观点,被称为“索隐派”。
20世纪70年代,“索隐派”在台湾“复活”,代表学者是潘重规和杜世杰。他们不再坚持小说影射历史人物,而强调全书宗旨在反清复明或仇清悼明。即使如此,索隐派持论说服力终嫌微弱。
另有红学学者中一派说法,明郑末代君主郑克塽其亲近残存势力应该就是《红楼梦》故事的原著,其实为一部野史性质。
因为薛宝琴于第五十二回中的〈真真国女儿诗〉暴露了《红楼梦》实为“朱楼梦”,而朱姓为明朝皇室之“国姓”在清朝甚为敏感,代表着反清复明的梦想,若非有一定安全保障的人士恐不敢如此书写,也无必要如此书写。此外其诗句中更写道:“岛云蒸大海,岚气接丛林”,更加指出这位怀抱梦想的人士同时又居住在有着丛林的海岛(台湾)上,于明末清初之际,仅仅东宁郑氏符合这个情况。《红楼梦》的故事情节与角色安排与郑氏王族的历史有着高度的相似性,而书中东府宁国府又恰巧对应东宁之称,贾府贾政之名又影射假政权和“假郑”,因为贾母大权在握实指郑成功死后其妻董国太实揽大权。
然而21世纪后南京花塘村的考证发现,当地有诸多现象高度吻合红楼梦情节,全村附近有众多与红楼梦对应或联想的地名达38个之多,明显超出巧合程度,于是又有理论怀疑作者不论为曹雪芹或他人都是出自当地,所以此一理论又否定了明郑残存势力作者之说,或是引申为明郑残存势力人士中有人出自花塘村根据家乡作为题材,泛泛诸论,未有定述。
2014年,九州出版社出版金俊俊、何玄鹤整理的佚名著《癸酉本石头记》,内容影射了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些真实事件。但对于该本的真实性,学界颇多争议。
1921年,胡适〈红楼梦考证〉一文是“自传说”的开山之作。胡适认为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传,写他亲见亲闻的曹家繁华旧梦。在“自传说”的号召下,许多有关曹雪芹的史料陆续被发现,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,来说明《红楼梦》的主题和情节。
受“自传说”影响,不少学者集中研究作者曹雪芹的生活。就考证曹雪芹的家世而言,周汝昌的《红楼梦新证》是集大成之作,他把历史上的曹家,与小说的贾家完全等同起来。这种“考证派”红学已变为“曹学”。
俞平伯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反省“自传说”,指出其弊病为:“第一,失却小说所为小说意义。第二,这样处处黏合真人真事,小说恐怕不好写,更不能写得这样好。第三,作者明说真事隐去,若处处都是真的,即无所谓‘真事隐’”。
“斗争论”始自1954年,李希凡等中国学者对“自传说”俞平伯的抨击,卅多年间,在中国学界一度取得红学的正统地位。“斗争论”认为《红楼梦》不是自传,而是“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”。
“斗争论”把小说当作历史文件来看待,严格来说,属于社会史的范畴而不是文学研究。它是马克思理论在《红楼梦》研究上的引申和借题发挥。
“文学批评派”从文学观点研究《红楼梦》,注重小说作者在艺术创作上的意图,并通过全书的结构加以发掘。清末王国维以叔本华的美学观点研究《红楼梦》,提出卓见,是从文学观点研究《红楼梦》最早又最深刻的一人。因“考证派”红学兴起,文学批评一度成为绝响。
20世纪70年代初,余英时提倡“红学革命”,着重研究曹雪芹的艺术构想,不再自限于自传说。在海外,不少学者从文学批评或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研究《红楼梦》。
蔡元培、胡适、俞平伯、周汝昌、刘心武、冯其庸、宋淇、吴其昌、王国维、白先勇、蒋勋、张爱玲、王昆仑、李希凡、蒋和森、何其芳、吴恩裕、周玉清等有较有影响论著。
海外著名红学家有赵冈、周策纵、夏志清、余国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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